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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is/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疾病預防

來自華夏公益教科書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一場戰鬥死亡人數超過疾病死亡人數的大規模戰爭。[1] 在戰爭爆發前的幾年裡,醫學和軍事實踐的進步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本章將重點介紹這些進步以及它們的實施體系。

疾病預防技術的應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使用了多年。美國軍方專門尋求並重視疫苗的效果。[2]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已經研製出傷寒疫苗,美國軍隊將其規定為所有士兵的強制性接種。[3] 法軍直到戰爭中期才建立起有效的疫苗接種計劃,而英國軍隊通常只給部署在熱帶地區計程車兵接種疫苗。

在 19 世紀的英國,反疫苗運動開始並獲得了吸引力。[4] 在 1840 年和 1853 年透過法規後,該運動成員在 1898 年遊說減少接種要求。人們認為,反疫苗利益集團的這種壓力對歐洲大陸作戰士兵缺乏強制性疫苗接種產生了影響。

細菌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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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學說認為,疾病是透過以各種方式傳播的物理活病原體傳播的。

在美國內戰期間,普遍接受的理論包括瘴氣理論和傳染理論。瘴氣理論聲稱疾病是透過汙濁的空氣或瘴氣傳播的。傳染理論認為疾病是透過接觸感染者傳播的。在這些理論下,軍隊不會採取預防措施,例如將廁所放置在可以滲入飲用水供應的地方[5]。當時的理論不會將受汙染水源與士兵生病的可能性聯絡起來。

細菌學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討論了數千年,許多發現和科學家幫助其合法化和推廣。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及其實驗包括

  • 路易·巴斯德,以其天鵝頸燒瓶巴氏滅菌實驗而聞名。這些實驗包括展示一個帶有天鵝頸的肉湯燒瓶不會像一個標準的垂直頸燒瓶那樣生長細菌。巴斯德得出結論,細菌無法到達天鵝頸中的肉湯,而它們可以很容易地落入垂直頸中[6]
  • 羅伯特·科赫,以其炭疽實驗及其假設而聞名。科赫用感染炭疽的動物的血液接種老鼠,並觀察到這會導致受體感染炭疽。此外,科赫提出了 4 個假設來將細菌與疾病聯絡起來[7]
  1. 細菌必須存在於生病的個體中,而不能存在於健康的個體中。
  2. 細菌需要在培養基中生長,與宿主分離。
  3. 實驗室培養的細菌在引入健康個體後必須引起疾病。
  4. 接種個體的疾病必須與其他生病個體的疾病相匹配。
  • 約翰·斯諾,以其將霍亂與受汙染的水井聯絡起來而聞名。1854 年,倫敦郊區爆發了霍亂。約翰·斯諾觀察到霍亂是如何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水井周圍的,絕大多數病例都可以追溯到從那個水泵喝水的人身上[8]

隨著越來越多人支援細菌學說,它使各行各業的更有效和健康的做法成為可能。本章的其它部分是由細菌學說的進步而實現的。

防腐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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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的改善可以歸因於防腐劑的使用。防腐劑最早於 1867 年使用,用於殺死細菌和消毒傷口。在引入防腐劑之前,一個小傷口可能會因感染而致命。然而,已知的防腐劑不足以對抗在戰壕中發現的產氣莢膜梭菌。亨利·達金在亞歷克西斯·卡雷爾的幫助下,從次氯酸鈉中製成了一種防腐劑,併為卡雷爾-達金方法申請了專利。[9]。這種方法在戰爭期間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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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戰爭爆發時,麻醉劑已經發展到醫生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手術的程度。這使得可以完成更復雜的手術,透過手術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最常見的麻醉形式是氯仿、一氧化二氮和乙醚。在患者的臉上覆蓋一個裝有藥物的紗布面具。應用方法各不相同,但大多數患者在 5 分鐘內就會失去知覺。

威廉·康拉德·倫琴於 1895 年發現了 X 射線。成像裝置僅限於醫院,因此需要將士兵送往醫院治療。1914 年,瑪麗·居里發明了一輛配備 X 射線裝置的汽車。這輛汽車可以開到前線,醫生可以在他們的野戰站使用 X 射線裝置。[10]

開放性傷口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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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戰爭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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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戰時死亡的主要原因主要是術後傷口感染。在 1861 年至 1865 年的內戰期間,在細菌學說和抗菌劑概念發展之前,人們對適當的傷口癒合存在許多誤解。例如,在術後護理期間,感染的原因,如可嘉膿和惡性膿,通常被忽視,並被視為適當癒合的跡象。可嘉膿呈厚厚的奶油色,與葡萄球菌感染有關。惡性膿呈稀薄的紅色,與鏈球菌感染有關。由於這種感染,一種被稱為醫院性壞疽的壞死性筋膜炎在戰時地點是一種常見病。為了防止感染導致的死亡,截肢很常見。在內戰期間,戰場外科手術的三分之二是截肢;在大約 175,000 例肢體創傷中,有 30,000 例進行了截肢。一種常見的感染治療方法是切除壞死組織,用溴化物(當時其有效性尚不清楚)進行治療,並用浸泡在溴化物中的敷料填充傷口。[11]

西班牙美國戰爭醫療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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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美國戰爭是第一次在傷口護理中溫和地實施抗菌治療的戰爭之一。這場戰爭發生在 1898 年,標誌著利斯特抗菌方法在傷口護理中的首次應用之一。在傷口治療期間,使用了抗菌敷料,手術室進行了消毒,器械為金屬並經過消毒,外科醫生在進行手術之前確保洗手。[12] 雖然手術中尚未使用手套和口罩,但其他抗菌技術有助於降低接受手術計程車兵的感染率。戰時死亡率下降的另一個因素是人們對敗血症休克及其治療有了更好的瞭解。例如,西班牙美國戰爭標誌著第一個認識到出血導致的休克可用液體復甦治療的例項。[13] 這導致截肢用於根除疾病的病例減少,從而減少了戰時這種手術的發生率。

第一次世界大戰醫療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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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醫療程式全面實施了抗菌和消毒治療技術,因為人們瞭解了細菌學說和抗菌劑等主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以塹壕戰為主,感染傷口的細菌數量顯著增加。然而,這場戰爭期間傷口的治療有了很大改善。美國外科醫生採用了清創術,即去除受損組織,以及延遲的原發性傷口閉合,以確保在嘗試閉合之前不存在感染。這種程式基本上消除了截肢以防止感染擴散的必要性。另一個實施的程式是用次氯酸鈉和硼酸溶液(稱為達金氏溶液)沖洗傷口。這種程式徹底消毒了傷口部位,從而確保只有在幾乎所有感染源從傷口部位清除後才能嘗試閉合傷口部位。[14]

系統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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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傷員分級制度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明的,但在軍事醫療保健領域它變得更加普遍。特別是盟軍建立了醫療站結構以最佳化其效果。

該結構的第一層由團級救護所組成。這些救護所將嵌入塹壕網路中,距離前線相當近。這些救護所的能力很弱,通常只進行傷口清潔/閉合。對於任何嚴重的傷病,患者將被送回一層到前線包紮站。

前線包紮站通常位於塹壕的後方,距離足夠近,可以從野戰護理站用擔架運送。這些站點能夠進行一些小型手術,並可以容納患者幾個小時。容量相對較低,因此如果患者需要更多護理,他們可以被送回鏈條中的另一層。

野戰醫院距離塹壕很遠,通常需要救護車才能進入。這些醫院將擁有頂級民用醫院的護理水平,包括手術室、機器和實驗室,用於診斷患者。

再往後一層是後送醫院。這一層與普通醫院的能力不會有實質上的提高,主要只是容量的增加。不適合返回作戰的美國士兵也將被送往這裡,等待坐船返回家鄉。 [15]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迫使軍隊更加靜止,這使得更易於實施上述系統。此外,隨著汽車越來越受歡迎,一些救護車從馬拉式轉變為機動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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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oter, R. (1993). War and modern medicine.
  2. Artenstein, A.W., Opal, J.M., Opal, S.M., Tramont, E.C., Peter, G., Russell, P.K. History of U.S. Milit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Vaccines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s. Military Medicine. 170, 4:3, 2005.
  3. Shanks, G. D. (2014). How World War 1 changed global attitudes to war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Lancet, 384(9955), 1699–1707. doi: 10.1016/s0140-6736(14)61786-4
  4. Wolfe, R. M., & Sharp, L. K. (2002). Anti-vaccinationists past and present. BMJ (Clinical research ed.), 325(7361), 430–432. doi:10.1136/bmj.325.7361.430
  5. Michael R. Gilchrist. (1998). Disease & Infection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60(4), 258-262. doi:10.2307/4450468
  6. Berche, P. (2012). Louis Pasteur, from crystals of life to vaccination.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18, 1-6.
  7. Blevins, S. M., & Bronze, M. S. (2010). Robert Koch and the ‘golden age’of bacter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4(9), e744-e751.
  8. DONALD CAMERON, IAN G JONES, John Snow, the Broad Street Pump and Modern Epidem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Volume 12, Issue 4, 1983, Pages 393–396, https://doi.org/10.1093/ije/12.4.393
  9. Michael Keyes, Rachel Thibodeau.(2019)Dakin Solution (Sodium Hypochlorite)
  10. Kułakowski A. (2011). The contribution of Marie Skłodowska-Curi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oncology.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400(6), 1583–1586. doi:10.1007/s00216-011-4712-1
  11. Reilly, R. F. (2016). Medical and surgical care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 Proceedings (Baylor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29(2), 138–142.
  12. https://www.medicalmuseum.mil/index.cfm?p=exhibits.past.spanishamericanwar.page_05
  13. Hardaway, R. M. (2004). Wound shock: A history of its study and treatment by military surgeons. Military Medicine, 169(4), 265–269.
  14. Manring, M. M., Hawk, A., Calhoun, J. H., & Andersen, R. C. (2009). Treatment of War Wounds: A Historical Review. 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467(8), 2168–2191. https://doi.org/10.1007/s11999-009-0738-5
  15. Nieves, J., Stack, Kathleen, (n.d.). WWI: US Army 1st Division and Sanitary Corps Training in the Western Front, Eyewitness Notes by Col. B.K Ashford 1917-1918 [PowerPoint slides]. Retrieved from https://history.army.mil/curriculum/wwi/docs/AdditionalResources/presentations/WWI-US_Army_1st_Division-Sanitary_Corps_Medical_Training_Western_Fro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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